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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写信的纯真时光 作者:姜小米

作者:姜小米 | 分类:人生感悟 | 标签:第107期(总第108期)    

 在电话普及以前,我们都是一群写信的孩子。信封、信纸、邮票、邮局,曾是连接我们心灵的地方,都曾神圣而温馨,我们的心情常常跟信有关。如今,当邮票已经成了我们不常用的用品,传达信息不再需要历经千山万水,地球近得就像一个村,我们还会记得那些写信的日子吗?
  三毛走了
  三毛去世应该是在1991年1月4日。是的,至今我都很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那时,我和我的同学朋友们都喜欢三毛,和三毛的文字带给我们的别样的世界。三毛的书一本本从我们手里传阅着,我们惊喜于撒哈拉大沙漠里那个用香菜装饰自己帽子的美丽女子,惊讶于守着自己喜欢的人以最简朴的原料开着沙漠里中国饭店的聪慧女子,惊异于在自己喜欢的人手心上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然后狂奔走掉的性情女子,我们分享着她的爱与恨,她的悲与喜,她的行走与风景。那时,和很多朋友写的信里都有谈到三毛。
  所以,当听到新闻里三毛自杀的消息后,我一下子就蒙了,空白了,震住了,那种悲哀与痛楚,就像失去了亲近的朋友。那一夜,我几乎无法入眠。在巨大的失落中,写了二十多封信,给我的同学和朋友,每封信里只有大大的四个字,是从信纸的对角线一路写过去的,我说:三毛走了。几周以后,我的信陆续有了一些回音。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两封信。一封是一位向来喜欢教导我的同学写来的,上面满满的字,开导我说人总有一死,要正视和想通,不要一惊一乍,大概还说了要珍惜生命和时光这样的话。当然也没忘批评我太感情,经不起事。另一封是至今还和我在一起的闺蜜写来的,整封信只有大大的两个字:是的!
  和西藏日报社第一次亲密接触
  90年代初,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地把自己几年来发表过的幼稚的文字打包寄给了西藏日报社,一门心思想到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去历练自己。那时的人们心里还存有纯真和负责,所以不久以后,我就收到了日报社一位姓甘的老师的回信,信里说他和同事们都喜欢我文字里的灵气和真诚,他们正在考虑我加入的事。收到那样的回信其实也很意外,时隔多年,似乎已经忘记当时拿着信奔跑时脸上的表情了,但那份即将开始新生活的意兴与被重视的感动,一直记得。
  之后的日子,和甘老师的通信延续着,这个材料那个照片,这个程序那个研究,之中有我对那片高原的好奇和对新生活的向往,还有一位老新闻工作者对一个学生晚辈的谆谆教导与周到点拨。然后,某一天,甘老师寄来了他全家的照片和西藏日报社20周年纪念的大型画册,还有报纸,说,基本定了。好好熟悉一下,等你来了,工作上很快就可以进入状态。收到那封信后,我从心里开始慢慢跟我熟悉的环境与同学朋友告别。而一向民主的父母也是从那时才知道,我竟然真的要远走。
  大学毕业前夕,我就是在那种既激动又忐忑,充满信心也离愁别绪的复杂心情中度过。我的同学们,那些善于抒情的中文系的学子们,用他们不同的笔,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下了诸多嘱咐我的话,说的最多的是:不要只知道牦牛的好,也要记得为我们保重。而我的父母,在看到我坚定的态度之后,也放弃了说服我的努力,爸爸还暗中联系上了他在西藏某单位工作的学生,来来回回拍了多份电报,把我郑重地托付给了他照顾。一切整装待发,好些要好的同学已经策划着要为我送行。
  后来,出发前一个月,因为要等出了远门的藏族老总回家才可以签最后协议的我,等来了另一所大学新闻系的入学通知书。经过再三的考虑,我决定继续去上学。还跟甘老师商议说,学完以后会更好地去工作。世事终是难料,当我学完的时候,已经回不到原来的计划里了。而我跟甘老师始终没见到面。
  2007年,我第一次去西藏。特意去了西藏日报社。在陌生的楼道与办公室流连的时候,我仿佛在体验我的另一份人生。当地的朋友带着我辗转见到甘老师曾经的同事时,才知道他和夫人早就离休回到成都去安度晚年。当年他寄给我的照片上他的儿子和女儿也都大了,那位捧着书拍照的哥哥,也做了西藏某单位的领导。电话里,他给了我甘老师在成都的地址和号码。之后,我给甘老师寄去了我的书和我的惦记。
  2008年,当我和蒲公英的朋友们从汶川灾区回到成都的时候,刚好还有半天的时间。筱冰大哥和寒梅,陪着我,穿过了成都的大街小巷,终于找到了住在干休所里的甘老师夫妇。当我站在小区门口,看着急急穿过马路向我走来的甘老师,看着他已渐老的容颜和步态,心里有一种岁月流转便是如此的感叹。尽管从来没见到过甘老师本人,但我还是一下子就认出了他,而他也一下子就认出了我,甘老师说,印象中,我还是当年和他写信的那个19岁的小姑娘。他的话,把我们拉回了那个美好而纯真的年代。当我和寒梅一左一右挽着甘老师的胳膊上楼,筱冰大哥笑呵呵地跟甘老师聊天,我们就是家人的感觉。那份通过写信就可以连接起来的人与人的真诚,任岁月流逝,清香依然。而那样的时光,好像已不大容易碰到了。
  和我的笔友一起长大
  我们年少的时候,连通外面世界的方式,通信是最常用的。所以那个时候,笔友,是一个常见的名词。我一直是个爱写信的人。用文字来表达心情与感受,大概是我从小就开始的乐趣。
  和第一个笔友通信,是源于一张报纸或者杂志。我想不起是在《中学生文学》还是《语文报》上,我和阿涛一同发表了文章,他写的是一首诗,题目记不清了,里面有两句好像还记得:眸子和眸子,相会在湛蓝湛蓝的天空。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真纯的懂得,很打动我。也许是我主动写信给他的吧,反正,从高二开始的第一封信,直到网络时代,我们没有断过联系,实在没有时间写信的时候,每年新年亲手写的贺卡是绝对不会落下的。
  阿涛是个不安分的人,有着青年人的热血和激情,而且从来都不肯浪费。他后来学的是法律,89年学潮的时候,他也是其中最激进的青年学生,寄给我的信里,都是他的壮志和高昂的理想,那几年,他总是自己做贺卡给我,记得有一张是一个思想的“思”,却把心写在了四面,成为一个棋盘,对弈的人无论坐在哪个方向,面对的都是思字,很有意味。学潮之后,他甚至因为积极,人生差点受到影响。有一次,我收到他的信,说当地公安局的人在找他谈事情,如果久收不到他的信,就是进去了。用的是调侃的语气,却是很沉重的那种气氛。阿涛学的是法律,毕业后做的却是策划、主持、活动家,在他们当地组织了很多在当地和国内小有名气的活动,他自创的一些主持方式,竟还刮过一股风。诗歌好像早就不写了。
  中学时代,我们一起吟诗强说愁,后来,我们说各自的专业,各自的工作,各自喜欢的人,各自的生活,理想和奋斗这样的字眼,常常出现在我们的信里。因为我们彼此的联系,两个不同性格的人,成了互相懂得、理解和珍惜的朋友。我们各自的喜怒哀乐、行与思、得与失,都成了可以共同的话题,俩地的风俗、习惯、甚至天气,也成了分享的快乐。二十多年来,我们分享着彼此的快乐和忧伤,幸福着彼此的幸福,好像就是一起相伴着成长起来的一样。无论我在哪个地方读书或生活,他的信都会准确地到达,而他每换一个地址,都会在前一封信里告知。阿涛每封信的最后,都会用不同的美术字写自己的名字,最常用的是把名字画成一个人的样子,最后的笔画长长的,像一只手,然后名字旁边郑重地写上:紧握你的手。每次看到,都好像看到他顽皮的样子,觉得很开心。
  我的影集里,至今还保存着他寄来的第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穿着红色戴帽T恤的中学男孩,半卧在秋天的草地上,嘴里含着一根草叶,照片上有两句诗:我想走出风景走出枯败的秋天,我想越过四季越过开花的季节。而我寄给他的第一张照片,是在云冈石窟的大佛下,那个穿着日本式校服,留着运动短发的小女生。
  这个世纪初,我路过阿涛的城市,给他发了条短信,告诉他在他还没从梦中醒来的时候,我从他家门前经过了。他邀请我带着孩子转一转再走,我笑着说:后会有期。是的,即使我们也曾离得很近过,但至今,我们还没有面对面地见过。即使我们一直没见过面,但彼此都看到过结婚照、家人和孩子的照片,有了皱纹的照片,所以,我们心里都明白,当年初相识的那个少年也都长大成了人。而无论多老,我们依然是当初最真最纯的朋友。
  后来也陆续有过不少笔友,大都因为文字的喜好或者青春期的孤独感,那些日子,写信和收信成了快乐的时光,充满期待和惊喜。但几乎所有的笔友都成了过眼烟云,惟有阿涛,这个一起走过青春岁月的哥们,这个从诗歌开始的笔友,不,应该已经是生命里的朋友了,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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