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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 作者:莫冉

作者:莫冉 | 分类:生活情意 | 标签:第61期(总第62期)    

 一
  母亲坐在宽大的客厅里给我讲:“我刚结婚那会儿,十年搬了十次家,日子过得真苦。”
  茶还袅袅冒着香气,昨晚的夕阳随着今早晨曦的到来已成为永久的过去,母亲的眼角已经下垂,脖子上生出些许赘肉,眼神也不再明亮,“十年搬了十次家”的颠簸在她平淡的语调里,似乎只是客厅东面墙角的沙发,可以随时移动到另一个墙角。
  记忆里最早的“家”是租住老左头家的厢房。老左头是个一年四季总穿着绿军装、脸黑得吓人的老头儿,身上有一股呛人的烟草味,爸妈让我叫他左爷爷。他从来不会笑,我叫他左爷爷的时候,他粗大的黑手在我脸上捏了一下,感觉像被蹭掉了块皮,所以我很怕他,远远看见躲着走。
  院子里有两棵高大的枣树,由黑脸的老左头看管。夏天,树上结满了青绿的果实,总有邻家的小男孩偷着来采摘,老左头要是发现了就会拎着根棍子追出去老远。我站在枣树下抬起头看着密密匝匝的枣子,想像着它动人的美味。
  有一次大表姐到我家做客,我看着她手里捧着个馒头,上面搭了几根青绿的萝卜丝,忽然想起门口树上的青枣,便央着她去看。她个子很高,一惦脚就摘下一枚放到我的手里悄悄说:“藏好了,别让老左头看见。”我点点头。可是我的手太小,怎么也包不住那枚枣青绿的外衣。这时偏巧老左头从屋里踱出来,我越发的紧张,看大表姐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回到屋里去吃她的萝卜丝馒头,我心里一阵忐忑。
  老左头看了我一眼,径直走到枣树下向上张望着。我害怕极了,心想他是不是在数他的枣子,如果少了他会回去取棍子呢?但是他并没有回去取他的棍子,而是从树上摘下两枚红枣递给我。我疑惑的看着他手中的红枣,又看看他的黑脸,没敢伸手去接,他见我不接,就把红枣塞到了我小罩衣的口袋里,然后若无其事的走了。
  我看了看红枣,又看了看青枣,在青枣上咬了一口,很硬,没有什么味道,看来不是好吃的东西。我将枣子都揣在小罩衣的口袋里,后不知所终。
  等到满树的枣子都变成了红色,老左头拿竹竿把它们打下来,装在篮子里给大家吃。爸爸吃了,妈妈也吃了,他俩交口称赞,我也拿起一枚吃了,又甜又脆,不似青枣那样有种棉絮的感觉,才忽然想起爸爸说过的话:偷来的东西不好吃。恍然大悟,不禁惋惜起那两枚不知所终的红枣来。

  睡得正朦胧的时候被一阵嘈杂的声音吵醒,发现我被扔到了冰凉的炕梢。天还没有亮,屋子里打着灯,好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围着妈妈忙碌着,她们冷漠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而妈妈却在痛苦的呻吟。恐惧侵袭着我的每一根神经,忽然我好像听见了一丝奇怪的声音,这声音越来越大,一开始嗡声嗡气的,后来就点像“吱吱”的叫声。这时爸爸端着一盆水走进屋来,我一下子跳起大叫着:“爸爸爸爸!有老鼠!”爸爸赶紧放下脸盆把我塞进被窝说:“别怕,不是老鼠,是妹妹。”
  “妹妹?”我满腹狐疑蜷缩在墙角,“妹妹是谁?她从哪儿来?为什么她来了那些白大褂就来了?为什么妈妈会那么痛苦?”看见爸爸,困意渐渐占了上风,恐惧退去,我又睡着了。
  再次醒来的时候,冬月灿烂的阳光照在炕上,妈妈安静地躺着,旁边有一个粉红色脸蛋、头发像火苗一样的婴孩。一切又都是那么安详与美好,昨夜仿佛就是一场梦。
  我感觉后背一阵寒气袭来,回过头去看身后那面墙,上面蒙了一层白色的东西,我用手指去抠,它们白莹莹地嵌在我的指甲里。“妈妈,这是什么?”我扬起小手给妈妈看。妈妈睁开眼睛费力地看了一眼说:“叶儿,那是霜。”

   我一直认为搬家是件极其简单的事。有着像火苗一样头发的妹妹被送到了姥姥家,爸爸用自行车驮着我和一口大箱子,妈妈抱着一只大锅,就搬走了。新家比老左头的厢房大一些,南北都有窗户,前后都有菜园。我很兴奋,穿着小花罩衣每个角落都细细看过,我用手指去抠斑驳的墙壁,掉下的墙皮里瞬时间钻出了无数只潮虫,给了我不少惊吓。现在我看见同事养的哈士奇名犬一到办公室就钻桌洞扒窗台东张西望,就会想起那时的我。
   我在窗台发现半瓶上一家房客留下的花露水,把它滴在手帕上揣在小罩衣的口袋里,邻居看见我都会夸一番:“这漂亮的小姑娘一天干净净儿滴,还喷香呢。”每当听见这番话我心里都暗自得意,使劲抻平罩衣前襟的皱褶。 整个夏天,我都没有看见妹妹。直到冬天快要来临,屋里的空地上堆满了越冬的土豆地瓜和白菜,家里还是只有我一个孩子。 白天爸妈都上班,我自己在家里看连环画,在爸爸说的很珍贵的书的扉页上画脚丫,嗑葵花籽,在空白的报纸边上用铅笔写着带毛刺的字,很认真的自言自语。 一只蜘蛛正在门口结网,上上下下行动自如身手不凡。我嫌恶它的丑陋,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它,仿佛一不留神,它就会飞到炕上来加害于我。时间仿佛静止了,在这种恐惧的凝视中我度过了漫长的一下午。 然而它到底没有侵犯我,妈妈下班一进屋,就气定神闲若无其事的用苕帚一勾,网子粘在苕帚上,蜘蛛打了个滚变成小球落在地上不动了。我问妈妈:“它死了吗?”“它是装死呢!”妈妈说完,随即将它扫在簸箕里倒掉了。我惊异于这么小的东西竟然这样聪明,能用装死来骗人,但是很遗憾,被我聪明的妈妈给识破了。所以我得出结论,在聪明的妈妈面前一切伪装都是没有用的。

  将一个四岁的孩童单独锁在家里终究让人不放心。妈妈每天在第二节下课之后就朝家里飞奔,看看给我准备的水果吃了没有,淘气了没有,闯祸了没有,家里有没有进来蛇虫鼠蚁之类的东西欺负我。然后在第三节课铃声响起之前再飞奔回学校去。
  春天的生机盎然总是诱人的,我很向往外面的世界。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得很高了,站在炕上就能够到窗台。于是在某一天的午后,我欣赏完窗外的飞鸟与烟囱之后,就躺在窗台上睡着了。
  一会儿,和煦的阳光将我照醒,外面静静的没有一个人,甚至连鸟叫都没有。我被一种巨大的孤寂包围着,抽打着,世界上仿佛只剩下我一个被反锁在屋子里的小孩。我哇地哭出声来,哭了很久很久,直到有人来拍我的窗户。
  我打一窗,一个大女孩正对着我笑。她背着小花布书包,脚下垫了两块石头向屋里张望。
  “你为什么哭?”
  我抽着鼻涕摇了摇头。我说不上来孤单这个词,但是却感受到了它的存在与无情的吞噬,在女孩到来的那一瞬间,它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女孩递给我一把东西,我迟疑的伸手去接,手心里躺着两片青绿的圆叶子,根须还带着泥土,它们不过是两棵不起眼的小草,却让我的心顿时豁然开朗。
  “这是什么?”我问。
  女孩笑盈盈的说:“它叫春早发芽。”
  春早发芽,多么好听的名字啊!我破涕为笑。
  “你还要吗?”她又问。
  我点点头。
  她就在我的窗下拔了起来,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一根一根齐整地摆在窗台上,直到窗台摆满,她向我挥手告别。
  我与它们中的每一棵春早发芽都说话,有的话是相同的,有的话是不同的。这是我过得最高兴的一天。
  直到太阳落山,妈妈下班回到家,我兴奋地让妈妈看我的春早发芽。妈妈的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抓起炕上的小苕帚开始打我,我有点惊愕,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样的错误。现在回想,也许是草汁或者泥土弄脏了被褥,又或许是随意打开窗子会有危险,总之原因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我只记得一件事,那就是:最高兴和最倒霉的事情总是会接踵而至,所以哪怕遇到了再高兴的事也要收敛一些,以免乐极生悲。

  冬天再来的时候,妈妈把妹妹接回了家,她穿着红花小夹袄,大眼睛怯生生地看着我。我拉她的小手,摸她的头发,亲她的脸。她很不耐烦地推开我,自己跑到外面玩去了。
  后来据大人讲,那是第八次搬家了。这次搬到父母任教的镇中学院内——学校操场最南边的篮球场的南边,那座孤零零的小房子。白天妹妹被送到托儿所,我就在学校的家属育红班,再不用被反锁在屋里。
  育红班就在学校院里,一共有九个孩子。上课时有老师看管,下了课我就在校园里到处乱走,找爸爸妈妈。爸爸上课的时候没人敢说话,他在黑板上写些我看不懂的数字和符号,说我听不懂的话,所以我不去找他,我去找妈妈。
  妈妈的声音清脆好听,老远就能分辨出来,我踩着砖头扒在窗台上听她讲秦始皇,岳飞,郑和下西洋,有时候也讲共产党怎样领导全国人民得解放。她的学生都认识我,常常预先把我藏在教室后排的桌子下面,边吃他们偷摘的生豌豆,边看着妈妈穿着黑布鞋的脚在教室里踱来踱去,讲遵义会议在哪年召开。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爸爸就“调转”了。我不明白“调转”是个什么概念,我只从大人口中得知,爸爸“调转”到城里去教书了,城里的学校都是楼房,住的也是楼房,水可以从屋里的管子里流出来,还能在屋里上厕所。可是让我疑惑的是,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呢?
  爸爸只能在周末回家了。他每个星期六晚上到家,一回来就说妈妈“调转”的事,第二天早早起床去挑水,直到挑满两大缸,够我们娘三个一个星期的用度。
  爸爸回来会给我们带一些这里看不到的好吃的。我最喜欢的是一种伯父从外国带回来的糖:白色的糖纸上画着一片绿色的树叶,包着一片长方形的扁条,刚开始很硬,嚼着嚼着就软了,吃在嘴里很是爽口,清香冰凉,没有甜味了就可以吐掉。多年以后,当白箭成为我手包里的必备之物时,常常会想起那段时光:妹妹躺在爸爸的怀里睡觉,我给爸爸讲育红班里的所见所闻,给他唱新学的歌,写新学的字,那时我写的字已经没有毛刺,很像样了。可是爸爸总是不等我写完就呼呼大睡,让我非常恼火与失望。
  育红班的老师姓庄,长着两个浅浅酒窝,说话声音摊甜美,衣着总是那么干净整洁还透着清香,两条麻花辫很自然地垂在肩头。我一直认为我的淑女情结缘自于小庄老师,我沉醉于她柔美的声音和姣好的面容,学她的手势和她说话的语调,吸引她的注意以得到她的赞许。
  一次课间,王小莉同学非得缠着小庄老师要抱抱,小庄老师就让所有的孩子都围拢在她身边一起抱抱。同学们都跑过去了,唯有我没有,因为我看见王小莉一直占据着小庄老师的怀抱。庄老师笑盈盈地叫我:“叶儿,来呀,到老师这来!”我还是没有动。直到老师将王小莉放在一边腾出手来招呼我,我才心满意足地投入到她温暖的怀抱中去。我要用与老师的距离来证明我在老师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我是一个辛苦的天蝎座,总是指望能得到纯粹属于我自己的感情,但是可惜每个人的感情都会被周围的人四分五裂。事实上,我只占有小庄老师九分之一的感情。

  为了给我和妹妹增加营养,姑姑家的小哥每天早上跳过学校那面有个豁口的围墙送羊奶。他把羊奶放到窗台上也不停留就又很快地从围墙的豁口跳出去,任凭妈妈怎么喊他留下吃饭也不回头。
  我一直在想像着围墙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是否有像红楼梦画片里那样的花花草草亭台雨榭小桥流水。于是某一天我早早起床等小哥,央求他带我到外面去。小哥说什么也不肯带我走,径自翻了墙头跑远了。
  我顺着围墙随便溜达,发现这年久失修的围墙不但有个豁口,还有个小洞。我对这一发现欣喜若狂,扒开杂草钻了出去。外面是一条宽阔的马路,布满尘土,许多陌生的人来来往往,卡车,大马车,还有货车不时穿梭而过,我不知道下一步应该迈向哪里。在那以后每当走到陌生的街头彷徨无助、一片茫然之时,我便想起那个钻墙洞爬出来、脏了花布鞋和小罩衣、站在太阳底下手足无措的小女孩,定格在悠长的时光里。
  破天荒地,在一个周六的晚上,爸爸没回来,第二天仍旧不见他的身影。天渐渐黑了,妈妈拿起扁担和铁桶准备出去挑水,叮嘱我在家好好带着妹妹。我点了点头看着妈妈走出门去,望着窗外漆黑的天空,忽地生出许多寂寞与恐惧。我紧紧抱着妹妹,一遍一遍跟她说:“好妹妹,乖,不哭啊,我们都不哭,一定不哭……”我说给她听,也在说给我听,终于,她在我强大的心理暗示下“哇哇”大哭起来,随即我就为我的哭泣找到了一个成熟的理由。屋里是两个孩子的哭声,一个五岁,一个三岁,屋外每隔十几分钟就会听见一次“哗哗”的倒水声,伴着远处山上“嗷嗷”的狼嚎。

  妈妈“调转”成功,我们又要搬家了,不过这次是要搬到城里。
  半夜里我被人推醒,一看是小哥。小哥送给我和妹妹每人一条粉红色的丝带——那时我们叫它“头绫子”。我揉着惺忪的睡眼说:“小哥,我会五种蝴蝶结的打法,我试给你看。”小哥边给我穿衣服边说:“今天不行了,火车一会就要开了,我背你坐火车去。”我有些兴奋,赶紧把头绫子收在棉袄兜里,穿好衣服跟小哥走了出去。小哥背着我,爸爸背着妹妹,姑姑拿了好些东西,妈妈自己蹒跚着脚步,爸爸不让妈妈拿东西,说有个小弟弟在妈妈肚子里睡觉。
  我伏在小哥瘦削的背上,有一丝说不出的惆怅。
  “小哥,你跟我们去城里吗?”
  “不。”
  “小哥,那以后我还能看见你吗?”
   “当然能了,你可以回来看小哥,小哥也可以到城里去看你。”
  “那早上你还能给我送羊奶吗?”
  小哥哈哈笑了,说:“这可不能了,等羊奶送到你家时就臭了。”
   “小哥我会给你写信的。”我心里盘算着,如果不会写的字我就用拼音。
  小哥嘿嘿笑着说:“等你的信啊,得等到猴年马月。”
  我对小哥这话很是不以为然。想一个人必然是要写信的,等我学会很多字,我会写给小庄老师,写给李晓明同学和江兰,当然还有我的小哥。
  火车上有一级非常高的台阶,小哥一手托着我,一手拽着栏杆毫不费力就跨了上去。爸爸背着妹妹一抬腿就上来了,妈妈需要有人推才能上来。我心里很生气,恨那个弟弟不懂事,都这个时候了,为什么还要躲在妈妈肚子里睡觉呢?如果他早点出来,妈妈就用让人推才能上火车了。
  火车伴着“嚓嚓”的噪音慢慢开走,姑姑和小哥在下面冲着我们挥手。我觉得我的命运总是在夜里发生改变,色调总是黑暗伴着昏黄。车厢里很拥挤,弥漫着一股煤油、烟草和脚丫的混合气味,我迷糊着在这种气味中沉沉睡去。
  醒来的时候,我正伏在父亲宽阔的背上,路上有很明亮的路灯,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只有父亲和我拉长的影子。我抬头看了一眼,一轮明月皎洁地挂在夜空,星星稀稀拉拉地散落在广袤的夜空中,让我顿时感觉自己的渺小与无助。父亲口中吐出的白气随着他急促的脚步有节奏的一股一股喷出来,眼前是一排排楼房,还有的窗口闪着昏黄的灯光。在这个清冷的十二月的凌晨,只有父亲一个人嚓嚓的脚步声。
  “爸爸,”我轻轻地叫了一声。
  “哎!”爸爸答应着。“你醒啦?”
  “爸爸,妈妈和妹妹呢?”
  “有车接走了。”
  “那为什么我们不坐车呢?“
  “因为车里坐不下这么多人。”
   “爸爸,哪里是我们的家?”
  爸爸腾出一只手,指着最前面的楼房说:“看见那个楼没?”
  “嗯。”
  “从下面数,第五层,再从左边数,第十二个窗口,蓝色窗帘的,就是我们的家。”
  我没有去数,一下子找到了那个蓝色窗帘的窗口,我知道,我们一家人从此再不会分离。
  我记得,那一年是一九七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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